一九四二年，琼崖伪警备队。
从1942年5月起，侵琼日军出动主力对抗日根据地进行规模空前的“蚕食”和“扫荡”，企图在“三个月内消灭海南岛上的抗日力量”。在沦陷区，敌人以“清乡”为主，强化法西斯的保甲制度，用圈村的办法，实行大编乡，企图肃清占领区内的抗日分子，加紧对人民的搜刮和镇压。对游击区，敌人以“蚕食”为主，恐怖政策和怀柔政策并用，修筑封锁沟、封锁墙和碉堡，并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对抗日根据地，以“扫荡”为主，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梳篦清剿”等。
在日军“蚕食”“扫荡”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坚持“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方针。针对日、伪、顽的三面夹攻，琼崖特委针锋相对地发出《粉碎敌顽“蚕食”政策的决议》《反“蚕食”斗争的再三指示》，提出为保存抗日力量，保护群众利益，应做退一步进两步的工作，有计划地开展“白皮红心”的斗争，以应付敌人。
多面政权 两面应付
中共领导的琼崖抗日武装在沦陷区站住脚后，积极开展活动，对敌占区的敌伪政权，采取政治争取和武力打击相结合的政策。部队配合地方县区工作人员，到沦陷区做敌伪政权人员的工作，启发教育他们要有中国人起码的人格尊严和民族意识，要有基本的爱国心、责任感；教育他们起码不能帮助日本人做损害本国人民的事情，不然就会成为被人民永远唾骂的汉奸、卖国贼；同时向他们指明方向，做“白皮红心”“身在曹营心在汉”。我党安排一些政治可靠的人当日伪辖区的保长、甲长，采取打进去和拉出来的办法，在敌人内部开展“白皮红心”活动，分化瓦解日伪顽的力量。因为斗争环境的特定需要，党组织设置的区乡长，多数兼任日伪方面的保甲长或国民党政府的保甲长，一身三职，以我为主，两面应付。
在开展“白皮红心”的斗争中，出现了许多具体生动的事例。在临高县日军征粮时，我当地党政人员通过村长预先做好布置，把收集到的粮食先行挑走，然后叫群众夜间伪装被抢现场，把一些大米撒在路上，周围踏上杂乱脚印，又在离敌据点不远的地方燃放鞭炮。第二天一早便让村长到据点去，报告粮食已被共产党游击队“抢走”，并责怪“皇军”不出兵保护。这样既蒙蔽了日军，又借机接济我党我军。
1943年下半年，驻文昌日军为砍掉文教至东郊沿海各地的红树林，以摧毁抗日军民隐蔽的屏障，强迫群众服劳役，并派伪军监工，妄图在1个月内把所有红树林砍光。中共文昌县组织领导各级“白皮红心”政权拖延应付，在劳工数量上故意不足额或者以老人、小孩凑数，许多被抽到的群众事先得到“白皮红心”人员的通知，早早躲避到山区；在工地上尽量做假工，用刀背故意砍出声音，手上却不出力，工地只听刀响，不见树倒，唯有日伪监工过来巡查时才勉强砍一阵；“白皮红心”人员还以“慰劳”“感谢”为名义，反复请监工喝酒，拖住他们，使他们不能经常去工地监督。如此做法，被当地群众形象地称为“做日本仔工”，而抗日人员趁群众和“白皮红心”人员拖延的时间，迅速转移或另挖地洞藏身，继续打击日军，迫使日军不得不放弃摧毁红树林的“扫荡”计划。
通风报信 掌握主动
“白皮红心”斗争形式上是一种妥协，但妥协是为以后的斗争做准备，本质是退一步进两步的斗争方法。被安排当伪保甲长的人坚持抗战到底的红心不变，他们探听敌情，当日军出动逞凶时，便通知抗日军民，做好充分准备，敌弱则鸣鼓而攻之，敌强则躲避起来，牢牢掌握对日军作战的主动权。
1942年下半年，琼东县的日军在山溪桥设了一个反共青年团哨点，驻有25名团员，企图掐断抗日武装的交通线。中共东定县第三区委书记符昌文带队到这个据点附近，向当地“白皮红心”的保长、甲长调查，掌握了这个据点的基本情况，认为绝大部分青年是被迫参加的。区委深入做这些人的家庭工作，讲明共产党的抗日政策，晓之以民族大义。经过反复工作，这个据点的反共青年团员终于觉悟过来，把日伪军的岗哨暗中易帜为支持抗战的岗哨。日伪军的重要动态，他们都及时向抗日民主政府报告；而抗日军民的行动，他们都巧妙地掩盖过去。这样，南北抗日根据地的交通线又畅通了。
1943年冬，中共乐万县委派共产党员周济安向日军假自首，取得日军的信任。一天，琼崖抗日独立总队副司令庄田带领琼崖抗日独立总队第三支队事先在青田岭上埋伏，再由周济安向日军提供情报，说是发现乐万县委人员正在青田岭开会。日军端熙炮楼的青藤队长信以为真，调集日伪军倾巢出动，结果被第三支队歼灭48人，青藤仅带领10多名日军逃回炮楼。青藤回炮楼后，迁怒于汉奸，对周围汉奸人员进行大清洗，使得汉奸们人人自危，离心离德，更加不敢为日军卖命。
“合法”斗争 保存实力
经过坚决的斗争和深入的工作，沦陷区的伪政权很多逐渐变成我党掌握的“两面政权”。我们利用“两面政权”，进行公开合法的斗争，打破了日军在沦陷区“一统天下”的局面。由于日军和伪政权存在矛盾和相互利用的特殊关系，“白皮红心”人员带领群众进行“合法”斗争有时候也能取得奇效。
1944年，日军将后海村一带的渔船全部封锁并驱赶回藤桥港，禁止出海捕鱼，害怕渔船分散在海上捕鱼为共产党运送人员和供应物资。面对敌人的恶毒阴谋，中共陵崖保乐边区办事处主任张开泰亲自深入龙楼、后海等敌占区开展“白皮红心”工作。他在后海找到为人正直、有民族正义感的渔业主杨秀山，向他宣传抗日形势，授命他担任“白皮红心”保长。杨秀山欣然接受任务，并表示“白皮红心”不变。杨秀山接受任务后，便以“保长”的身份采取各种巧妙的手段获取日军的信任，他带领渔民多次向日军进言，指出渔民失业没有活路，反而容易投靠共产党，同时日军也捞不到什么油水，最终说服日军放回了被扣的渔船，并允许渔民出海作业。这样，后海村的渔民又能继续支持共产党工作，使陵崖保乐边区与六连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也恢复正常。
在崖县的梅山地区，“白皮红心”的保长也起了很大作用。1945年2月，日本翻译官到梅西村找伪保长摊派生猪过年，遇上长山村民吴光轩，查无“良民证”，要将他捆送敌据点，在场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孙才干、王荣桂、赵光通、孙光林、黄德达等当即将这个翻译官打死，用牛车运往村前沙滩埋掉。不料此事被奸细发现报告日军。日军派兵并携带警犬进行搜索，因找不到蛛丝马迹，他们便杀气腾腾地包围梅西村，任意捆绑群众，殴打、施行酷刑，继而又抓该村“白皮红心”保长到据点隔离审讯，并严刑逼供。为此，梅山乡抗日民主政府指示派另一位“白皮红心”保长前往崖城维持总会申诉受屈，并鼓动其他伪保长提出集体辞职，向敌人施加压力，日军找不到证据，无奈之下，只好将被押的保长释放了事。
本版参考书目
《中共文昌历史（第一卷）》《中共三亚历史（第一卷）》《中共琼海历史（第一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