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康熙年间刊行的樊庶编《苏文忠公海外集》所载晚年苏轼写真画像。 乔红霞 提供
北宋元符三年（1100年）六月二十日深夜，苏轼怀着怅惘的心情，在小儿子苏过的陪护下，从澄迈县城（今老城）西侧的通潮驿渡海北返，离开海南。这一年春天宋徽宗登基，诏令谪居“海外”多年的老臣苏轼迁居廉州（治所在广西合浦）。彼时，苏过的妻儿，与大哥苏迈、二哥苏迨的眷属，一大家子仍住在惠州。
迁廉州，再改永州
北渡顺风顺流，次日一早在徐闻递角场登岸，于是陆行到雷州治所海康县，住下来与好友秦观欢会。秦观因与苏轼友好遭贬雷州，也已获诏移英州（今广东英德市），尚未起行，正在等待苏轼的到来。死后余生得相聚，该是何等快慰，万般感慨都付诸唱和。苏轼还兴致勃勃，应雷州太守所请，为伏波庙作记。
六月二十五日，苏轼与秦观互道珍重，依依不舍作别，离海康赴廉州。沿官道前行才四五十里，未出海康境，便遭逢连日暴雨，周遭涨水，道路泥泞，只好暂住兴廉村净行院。“荒凉海南北，佛舍如鸡栖。”“林下对床听夜雨，静无灯火照凄凉。”幸有村学老先生慕名悉心款待，才不至于太狼狈。住了几天不见放晴，不得已听从当地人所劝，放弃陆行，涉险改走海路。疍舟漂泊在北部湾大海中，夜来天水相接，疏星闪烁。苏轼起坐四顾，不禁暗自叹息：“吾何数乘此险也！已济徐闻，复厄于此乎？”
幸好海上风平浪静，有惊无险，终于在合浦县东北的白石登岸，七月四日到达廉州贬所。
宋皇朝虽然一再把政见不同的朝臣贬逐到边荒，却亦未曾过多限制他们的社交活动，更何况苏轼名满天下，“粉丝”无数。廉州太守张仲修（字左藏）对他礼遇有加，灵川人欧阳阀与之诗书往来，宴聚多了起来。
才住了个把月，又接到“徙内郡”的诏令，改授苏轼为舒州团练副使、永州（今湖南永州市）居住。这回可以将寄居在惠州的家眷都迁去了。
八月二十九日，苏轼离廉州，水陆兼程，途经白州（今广西博白县）、鬱林州（今广西玉林市）、容州（今广西容县）、藤州（今广西藤县），迤逦到梧州。所到州县都有州守县令接风，但苏轼未多逗留，急着和久违的亲眷相聚。于是父子从梧州乘船沿西江顺流东下，直奔广州。
经广州，病卧韶州
九月底，苏轼到达广州，长子苏迈、次子苏迨也已依父命率领寄居在惠州的家眷一众迁来会合，悲欢之情自不胜言。
广州是岭南都会，故旧友朋多起来了，道士、和尚不断来约邀，大小官员设席宴集，年轻的“粉丝”们抓住机会接踵登门求教。喜欢热闹的苏轼一扫“海外”的孤寂，应酬不绝。友人孙叔静、李端叔成了“天涯老兄弟”，唱和自是少不了的。在惠州时就曾往来的东莞资福寺长老又来拜访，求为禅寺罗汉阁作记、为再生柏作赞语。广州天庆观道士何德顺则请为作众妙堂诗。此后，一路上不断有道士、和尚缠绕着他，邀游名山寺观，雅求赠诗留题。初时苏轼尚且兴致勃勃，不辞步履。至于吟诗作文，苏长公出口成章，有何难哉？孰不知先生已届暮年，不堪积劳。要命的是，不辞为人师的苏公仍旧“诲人不倦”：广州推官谢举廉带上苏轼旧作上门谒见，苏轼“留语终日”，还录诗相赠。南海秀才黄洞持自作诗《鉴空阁》上门请教，苏轼也不吝作诗相和。
在广州住了一个多月，十一月初，苏轼与家人分乘舟船沿北江溯流而上。朋友们追舟饯行，直至清远峡，同游广陵寺，才尽兴挹手惜别。
十一月下旬，舟行至英州（今广东英德），苏轼好运再至，接到朝廷诏令，恢复他的“朝奉郎”职级，给予“提举成都玉局观”虚职，还可以“任便而居”。也就是说，苏大人再不是遭贬逐的罪臣，好歹又有了挂名的官称和薪俸，而且不必上班管事，想住哪里住哪里。宋代有定制，大臣罢职，令管理道教宫观，以示优礼。虽无职事，却可借名食俸。苏轼喜不自胜，欢呼“世间美事，岂复有过此者乎”。当然不去湖南永州了，决定到江苏常州定居，常州治下的宜兴县有他的田庄，家人衣食日用可保无忧。
一扫心中郁积的阴霾，他又活跃起来，有时还会斗趣取乐。英州太守何及之主持修建的石桥正好落成，难得苏公在此，便求他纪事。苏轼作成四言诗《何公桥》，却不肯送出。何太守来拜谒索求，苏轼说：“未尝至新桥所在，难以落笔啊。”何太守改日命人“具食”，亲自来接，与之“并轿而行”。到了石桥所在，苏轼看了看，说是“正堪作诗”；酒宴末了，让人晚间来取。
由水路继续北行，下一站是韶州（今广东韶关）。英州到韶州，越来越接近北江上游，滩险浪激，船上“士无人色”，但苏轼仍稳坐舟中，“作字不少衰”，情绪很饱满。
十二月七日到韶州，舟行到此为止。苏轼在这里住了约一个月，与地方官员、和尚道士周旋。韶州太守狄咸延频频宴请，彼此赠诗唱和。新年元旦日，狄太守又邀苏轼饮于州城西北九成台，苏轼即席挥笔书写《九成台铭》，落款自称“玉局散吏”。韶州治所在曲江县，县令陈密也“款待甚殷”，苏轼为作《陈公密子石砚铭》。韶州治下河源县令冯祖仁与苏轼早有结交，邀苏轼及家人同游南山，取其先父所作诗七篇请苏轼为题跋，苏轼好话多说，称“灿然有唐人风”；又有鹤、鹿、马三画轴，苏轼告以“迫行不暇题”。没完没了的冯祖仁又赠送自己的诗作，苏轼只好以“藏之巾笥，以为光宠”回复。和尚们也不肯放过他，还在英州时南华寺住持明禅师就来信邀游。南华寺在曲江县南，是禅宗六祖惠能的道场。待苏轼到了韶州，明长老就紧盯着他。苏轼亦不吝笔墨，一游之后为作《谈妙斋铭》《南华寺公德疏》《南华长老题名记》，明长老该心满意足了吧？
旅途劳顿和繁忙应酬，年老的苏轼招架不住，在韶州病倒了。他在与冯祖仁的书信中说：“到韶累日，疲於人事，又苦河鱼之疾。”“河鱼之疾”指腹泻，鱼烂先自腹也，大意不得。关于苏轼的病，这里要多说几句。苏轼患痔，早有自白。绍圣四年（1097年）六月渡海过琼的前夜，与弟苏辙在雷州，“余时病痔呻吟，子由亦终夕不寐”。但是过琼之后，倒是未见提及，是不是少啖肉腻，多吃菜蔬，少有酒宴，多享清闲的缘故？只是在与亲友的书信中，不止一次提到自己苍老、消瘦了。曾在给侄孙元老的信中说：“近来鬚鬓雪白加瘦，但健及啖啜如故耳。”这不是好兆头，是不是痔疮掩盖着别的肠疾呢？
滞虔州，长逝常州
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元旦过后，苏轼离开韶州，陆行过大庾岭。四日，到大庾岭南麓龙光寺，寺僧请东坡吃斋饭，赠送两大竿长竹扎担架，换来苏轼留诗。五日，到岭北大庾县，为应酬各界，又停留数日。当地的“粉丝”们太兴奋了，“赢粮（带干粮）而从轼者三百馀里”，一直把他护送到下一站虔州（今江西赣州）。
正月十二三到虔州，拟由赣江舟行顺流北上，再渡长江。但正值赣江的枯水期，“待春水生方能成行”，不得不“淹留”虔州两个多月。在此期间“长少卧病，幸而皆愈”。历经半载跋涉，苏轼的身体显得越来越虚弱。但是到哪里都有追随者，他又从来不擅于对人说“不”。虔州太守霍汉英、本地隐士阳孝本与之唱和不绝。景德寺僧显荣之数日相陪，直到苏轼为其湛然堂作诗、作《灵感观音偈》方才罢休。崇庆院南禅长老惟湜也不肯消停，缠着苏轼游寺院，苏轼为作《清隐堂铭》《湜长老真赞》。慈云寺长老明鉴则请他到寺中泡澡，苏轼有《戏赠虔州慈云寺鉴老》诗。
三月下旬，春水渐至，勉强可以舟行，于是离虔州，月底至吉州（今江西吉安），四月四日至洪州（今南昌市），过庐山，到九江，四月十六日达湖口。苏轼多次上庐山，诗歌中纵情吟咏多矣，如今老病缠身，总感到“陵谷草木皆失故态”。但山中道友契好如昔，“不远数百里负笈相从”，一路护送，给了苏公许多温暖。
出湖口沿长江东行，五月一日至金陵（今南京市），又有禅院住持、寺庙长老邀游讨诗文，更不赘述。
自离英州后，苏辙便一再来信，劝兄长到河南许昌定居。苏轼贬儋州的同时，苏辙贬雷州，但是运气好一点，一年后便获赦北返，后来也“任便居住”，落脚许昌。苏轼“恨不得老境兄弟相聚”，但反复再三委决不下。身体每况愈下，又怕拉家带口相累。直至自金陵渡江前，他才决计不去许昌，要住常州。
约五月中下旬，至真州（今江苏仪征），苏轼“病暑暴下”，“疲病加乏”，已经到了“虚乏不能食，口殆不能言”，困卧不起的地步。可是仍然有邀请宴游者，苏轼只好“乞且罢”。
大约是六月上旬，自真州避疾渡江，过润州（今江苏镇江）。在润州，作《荐苏子容功德疏》，勉强上宅祭奠去世不久的好友苏颂；又作《祭柳仲远》文，祭奠堂妺和妺夫柳仲远夫妇墓，文中有“天不我亡，亡其朋戚”“我穷且老，似舅何益”句，凄慽之甚。
六月下旬，终于到常州，住租借的孙氏宅。苏轼自知不久人世，依照惯例向朝廷上呈表奏，以疾告老，乞求致仕。其中说道：“今已至常州，百病横生，四肢肿满，渴消唾血，全不能食者，二十馀日矣，自料必死。”
七月二十六日，又作《答径山琳长老》诗：“与君皆丙子，各已三万日。一日一千偈，电往那容诘。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疾。平生笑罗什，神咒真浪出。”是为绝笔。
七月二十八日，苏轼溘然长逝。
苏公逝矣，苏辙在为兄长撰写的墓志铭中说道：“讣闻四方，无贤愚皆咨嗟出涕。”敬仰苏先生的海南官民，不知道又作何感慨。离琼才一年有馀，颠沛于山高水长的路途上，忙碌于围追堵截的众“粉丝”中，竟就此长逝！要是当初留下不走呢？在读书、授徒、写作的闲适中，到息轩坐坐，上黎家兄弟菜园子看看，或者就宅在桄榔庵里卧听小儿子苏过诵读诗书。兴致来了找符老秀才喝杯小酒聊天，要不就到黎人集市看热闹。芒鞋竹笠，薯芋蔬食，又何曾不是养生的好去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