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电子工业部部长李瑞鉴赏“大明通行宝钞”后留下的题字。

　　黄地福收藏的“大明通行宝钞”正面。

　　根据故宫博物院馆藏印版还原的“大明通行宝钞”复印件。　　

　　文图 陈耿

　　中国人的春节是属于小朋友的，因为此时是他们收受红包的“高峰期”，是最嗨的时刻。记得上世纪80年代那会儿，给小孩子们的红包里还有塞硬币的，现在不但不再这样，而且纸币的面额越来越大，厚度也会越来越实在。

　　众所周知，中国最早的纸币，有文字记载的是宋代的“交子”，元代也发行过纸币，可惜传世者寥寥无几，因而其价值已不是用金钱所能体现。或许朱元璋觉得纸币是个好东西，于是在建政后也颁行“大明通行宝钞”，而且贯穿了整个王朝。

　　好奇心往往驱使人花时间费精力去做一些在别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

　　30年前，海口市食品总公司的一位员工花了一笔不菲的钱财，从一个老人手中收到了一张“大明通行宝钞”。30年后，当记者知悉有人收藏了宝钞，几经周折托人找到藏家，终于得以一睹这张“大明通行宝钞”的尊容，于是查阅史料，竟然发现相关文字异常丰富。

　　在这些纷繁芜杂的史料中，还有明代中叶海南先贤丘濬论述“大明通行宝钞”的文章，而在他身后，皇帝赐予的抚恤金中，也有宝钞。

　　花了一年工资流转得来

　　“大明通行宝钞”的收藏者是年近七旬的海口市民黄地福，见到他的“宝贝”是在一次早茶之后。从包袋里小心翼翼地抽出来，黄地福递给记者的，是一张用上下两块透明塑料板夹起来的深灰色的纸张，纸的两面都有文字，正面的一些字样清晰可辨，如上方的“大明XX寳鈔”、中间的“壹貫”和下方的“户部”和“洪武”等，用卷尺一量，其纸张规格为34cm×21cm，背面仅能看出“壹貫”二字和一些纹饰。细看之下，可见纸钞的边沿有一些蓬松的较粗的纤维物质。

　　说起这张纸币的来源，黄地福说那是在1986年，他和一位钱币收藏爱好者在府城东门附近碰到一位喜欢收藏钱币的70多岁修灯老人，这位姓陈的老人家说家里急需用钱，有一张祖上传下来的“大明通行宝钞”想出手。黄地福与朋友多次判断后，终于花了好几千元从老人手中流转了过来，那笔钱相当于他当年一整年的工资。

　　从那以后，黄地福对这张纸币珍爱有加，轻易不会示人。即使如此，椰城收藏界还是无人不知，海南银行系统的一次展览，就曾借去展出。

　　“大明通行宝钞”的诞生

　　那么，大明王朝是出于何种目的发行“宝钞”的？先看清代乾隆年间纂修的《御批历代通鉴辑览》中的相关记载：

　　“（洪武）八年春正月，诏天下立社学。帝以都邑皆有学而乡社之民未沾教化，命有司更立社学，延师儒教民间子弟……三月立钞法，时中外各置局铸钱，有司责民出铜，毀器物输官，颇以为苦，而商贾沿元之旧习，用钞而不用钱，乃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其等有六，曰一貫，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一千、银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货物交易，违者罪之……”

　　原来，1375年，明朝廷铸造铜钱时，有关部门要求民众毁掉铜质器物，以供官方铸钱，老百姓叫苦不已，而且商家仍然沿用元朝的旧习，喜欢用纸钞而不是用铜钱。于是，朱元璋顺应民意，诏令中书省印制大明宝钞。

　　再看明人胡我琨所撰的《钱通》一书：“洪武八年，令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取桑穰为钞料，其制方高一尺、阔六寸，许以青色为质，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钞贯状十串，则为一贯，其下曰：户部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告捕者赏银二百五十两，仍给犯人财产。若五百文，则画钞为五串，余如其制而递减之。每钞一贯折铜钱一千文、银一两……”对纸钞的描绘极其详尽。

　　综合这两处文献资料，黄地福收藏的大明宝钞是6种面值中额数最大者，相当于一千文铜钱或一两白银，钞上的文字内容也得以识别。其主要原材料为“桑穰”，即桑树的第二层皮，后世也有说是将桑穰和废纸一起捣成，或与桦树皮兼用。

　　此外，据记录明代泰昌、天启年间邸报、公文和奏章的《两朝从信录》记载，朱元璋之所以大力推行大明宝钞，除了因为“宋有交会法，元时亦常造交钞及中统、至元宝钞，易于流转”之外，还因为有奸民私下铸造铜钱，损害到王朝的财政收入，因而一度停止铸造铜币，并禁止用金子和银子交易。

　　但仅过两年，1377年，朱元璋又令各布政司宝泉局恢复铸造小钱，与宝钞同时通行。

　　宝钞发行弊大于利

　　朱元璋力推宝钞，大有“货通天下”之势，确实方便携带和使用。然而，在统计学和金融学尚未发达的年代，国家财富和货币发行根本无法匹配起来，有意或无意的“超发”在所难免。

　　乾隆年间编修的《钦定续文献通考》就记录了“大明通行宝钞”的种种弊端，其中最严重的就是由于发行量快速增加而加速贬值。按发行之初的价值，宝钞一贯等值于白银一两，但到朱元璋死前，一两白银则需要三五贯宝钞来兑换；永乐中，宝钞加速贬值，十二两白银能换一千贯宝钞；到了正统元年，即1436年，一两白银更是可换一千余贯宝钞。因此，时任太子少保黄福不得不奏请，以白银换宝钞，回收纸币。

　　景泰元年（1450年），朝廷一度下旨停止印制宝钞，但5年后又重新启用。

　　到了成化（1465-1487）初年，一贯宝钞只能换取二文钱，与最初的一千文差之甚远，老百姓拿到手后往往置之不用。

　　海南先贤、曾经官至宰辅的丘濬（1421—1495）对宝钞的使用有过一番论述，他认为以造价仅三五文钱的一贯宝钞，去换取价值一千文钱的物品，很不公平，强制推行自然不得民心，只会重蹈元朝灭亡的覆辙，但这并不是他的重点。

　　丘濬分析和建议道：“本朝制铜钱、宝钞相兼行使，日久弊生。钱之弊在于伪，钞之弊在于多，将以通行钞法，请稽古三币之法，以银为上币，钞为中币，钱为下币，以中、下二币为公私通用之具，而一准上币以权之。”（详见《大学衍义补》）可是，皇帝没有采纳他的观点。丘濬逝世后，弘治皇帝钦赐了一笔抚恤金——“宝钞一万贯”，但是此时宝钞的价值自然不能与洪武初年的同日而语。

　　整个明代，宝钞走走停停，身价时高时低，总的趋势是高开低走。崇祯十六年（1643年），安徽桐城生员蒋臣谏言每年可发行三千万贯宝钞，每贯值一两白银，一年就可增加三千万两的收入；户部侍郎王鳌永认为每年应该加印二千余万贯“以蠲穷民”。于是，崇祯特设“内宝钞局”，昼夜赶制，但真到募集商人售卖宝钞时，别说一贯值一两白银，连“九钱七分”都无人肯买，京城商户纷纷关门走人。

　　“大明通行宝钞”在明代越来越不值钱，但作为今世的藏品，在黄地福手上已经成为一件宝贝，还附带了丰富的收藏价值和文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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